厉以宁最著名的著作是什么

曾主持《证券法》和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的起草工作

如何评价厉以宁

哲人其萎，增我悲思。厉老虽逝，但他留下的丰厚思想遗产尚在，这其中，一以贯之的改革主张，成了遗产中的精髓所在。在“全面深化改革”大幕已启的今天，珍视并接续这份遗产，对于中国社会仍有着积极价值。

茨威格曾在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中写道：人生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。而厉老就将自己的“人生使命”跟历史转折的进程进行了接驳：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，经济社会结构迈向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和国际化的“两大转轨”时期，他总是以极富洞见性的理论去参与推动并影响改革。

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厉老就在国内率先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理论，为我国逐步推动经济改革点燃了思想理论的“引线”;九十年代，他以《证券法》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，力推证券立法问世;新世纪初，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，造就“中国民营经济之春”;几年前，他又记挂着“消除结构性失衡，必须碰硬的”……从“厉股份”、“厉民营”到“厉土地”、“厉城镇”，厉老的股份制改革、非均衡、民营经济发展等创见性理论，汇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谱系中。

辜胜阻教授曾总结过他八方面的贡献：一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;二是助推非公经济“36条”以及非公经济“新36条”的出台，为民营经济鼓与呼;三是对“三农”问题的高度关注;四是对扶贫问题的倾尽全力;五是对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发展问题的调研和探索;六是对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和贡献;七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探索和思考;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贡献。

事实上，从股份制到《证券法》，从国企改制到民营经济发展，从社保完善到扶贫开发，从林权改革到低碳经济，这些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大事件里，都能找到厉老思想的回响。“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”“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，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”“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”“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，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”“中国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”……诸如此类的声音，也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。

“改革”二字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改什么、怎么改，这些问题从来都需要系统设计与全盘考量。置于具体历史时空与现实语境下，对改革的施工图纸描画，经常得迎着各种阻力与各类误解行进。所以，在今天看来顺理成章的改革，在昨天却可能来得费尽心力。

厉老的难得之处就在于，他的改革主张与实践紧密结合。他曾多次说过“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，必须跟着实践走”“文章发表得再多，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”，主张要“立足中国，用学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”。他推行的股份制改革时，为了减缓现实阻力，采取了“增量先行，存量暂缓”的渐进式路径，以及“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”的边缘改革洞察，都反映了其现实关照性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关照实际不等于可以价值摇摆。与厉老几乎同龄的经济学大家吴敬琏曾表示：“任何真正的改革，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改革。”厉老的改革倡议涵盖了经济体制的众多层面，但不改的亦是其市场化取向。